人类历史的记录，是一个追求自由的过程。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，始终在认识误区中打旋。人类永远走不出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相互激荡的漩涡。千年烽烟竟自由，累累白骨说自由。历史一路走来，一路血雨腥风。
　　人是由动物转化而来，因此人的根本是动物性。人从动物分离出来，因此人的方向是社会性。动物性张扬绝对自由，社会性彰显相对自由。
　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，看似要一个人屈服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，其实是要其抛弃自身的动物性，发挥其社会性。所以自由之追求，是个人动物性与社会性的较量。
　　一般的，一个人动物性发挥最大，个人自由度就最大。但动物性发挥到极端，自由度就为零。此为器满则倾。一个人社会性发挥最大，个人自由度就越小。但社会性发挥到极致，自由度就会越大。如果把握不好，又随时会变为零。此为物极必反。事例很多，但举前者，会投鼠忌器。例后者，会文过饰非。就自己揣度吧。
　　但个人自由度的大小，还有显在与潜在之不同。显在的自由度大，潜在的自由度就小。二者为皮与毛之关系。
　　譬如“臭老九”，远非社会之显赫职业，但因忝列“圣人”之门，说话需追求字字珠玑，做事需中规中矩。否则别人会骂：“一个老师，咋说那话？咋做那事？还是闻过孔夫子屁的。哼！”狠狠的一个“哼”字，说明你的自由度是很小的。但阿Q之流，说话做事，一般没人追究他的责任，有时反而觉得可爱或者憨厚，倒给你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。所以当别人跟你较量的时候，说明你是一个人物。在限制你的自由度的同时，也就肯定了你的分量。
　　同一个人，处于不同的位置，自由度就会不同。限制其自由度的是职业道德。职业道德决定了个人自由度的大小。个人自由度越小，社会自由度就越大。这就是职业道德设立之必要。个人自由度的大小，还取决于你与大众接触的密度和广度。一个公众人物说了有损别人人格的话，即使很轻微，也会被指“毒舌”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大不了会被说“没教养”。“毒舌”是恶意攻击，“没教养”是习得不足。前者不能容忍，后者可以原谅。
　　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不同，对自由的认定也就不同。在美国，一位中国父亲为九岁的女儿阴部上药（母亲不在，治病必须），被女儿的老师知道后告之司法部门，父亲被追捕，因逃跑遭枪杀，罪名是“性骚扰”。其妻也因管护失职而被剥夺了对女儿的监护权，家破人亡。有点担心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妇产科大夫给孕妇接生，会不会也被列入“性骚扰”？在中国，枪械与刀具是被严厉管制的，军警带枪都有严格的规定。而美国，因为是“自由女神”的国度，所以持枪是个人的自由。跟中国人骑自行车一样。校园枪击案的频发，证明了这个国度的高度自由和文明。但有持枪自由的人却随便可以剥夺别人生存的自由，可见自由对于生命来说，意义并不是很大。
　　时代不同，对同样的行为之自由与否，也会有不同的认定。抛开政治不说，就说说老百姓身边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老师打你，你还要感恩。而现在，老师打学生是违法，学生打老师倒司空见惯。武松在大宋是打虎英雄，在现今，他就是犯罪分子。以前，猫是老鼠的天敌，而现在，猫是老鼠的朋友。把猫和老鼠和谐统一起来，是电脑设计者对社会的一大贡献。在一个“当羊爱上狼”的时代，有些事情会自由的让你赶不上潮流。
　　学习限制了儿童玩耍的自由，工作限制了八小时以内的自由，国界限制了随时出入的自由，政策限制了自然生育的自由。如果没有限制，无度的自由就会出现无序，无序就会混乱。
　　金融危机限制了经济的发达，贪污腐败限制了吏治的清明，效能低下限制了政令的畅通，表面的喧闹限制了实质的进取。负自由限制了正自由，其代价是社会的倒退。
　　有些地方要自由，有些地方怕自由。自由是要取舍的。取舍得当，社会才会发展，民生才有和谐。因此，自由不能一味的取，也不能一味的扬。
　　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，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“上帝之鞭”，拿破仑、希特勒的侵略扩张，诸如此类，都是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绝对自由的极度张扬。但不管曾经如何辉煌，如何盛极一时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
　　绝对自由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。
　　而相对自由是一种弹性生存的方式，体现着进退盈缩之道，生命力自然就很强。
　　谋求相对自由，不是怯懦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明智的抉择。
　　所以，当你想扩大自己的自由度时，先想想是不是应该，能到什么程度；当别人限制你的自由度时，要想想是不是合理，自己该怎么做。聪明之举是，在一定的弹性限度内，把自己的自由发挥到极致。
　　言论也要自由，但言论自由也得有个度。言而失度，就是放诞，就会受到挞伐。恐言“自由”失度，故曰“胡言”。
　　既是“胡言”，大可不必指责